张国臣称，他“销售”的产品是“精品”西服，3800元一份。但他唯一能出示的公司产品是自己穿过的一套在办案人员看来像“地摊货”的西服。而他的绝大部分“下线”人员都没有拿到“产品”，“有的交了几万元连一块布都没有见过”。

    2月2日，张国臣和张国龙因参与传销活动、涉嫌非法经营罪被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分局依法逮捕。

    传销活动正在变得“虚拟化”，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过去的传销需要以一定的产品作为依托和“道具”，如今，传销人员只要随便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公司名称，便赤裸裸地“拉人头”交“入会费”。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工商局局长世勇说，随着对传销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传销活动正在逐渐向西部不发达地区渗透，同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这给“打传”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高级业务员”每月坐收12万元

    云南曲靖曾是被国务院规范和整顿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点名批评的全国4个传销“重灾区”之一，而曲靖又以麒麟区的形势最为严峻。全区总人口68万，可在传销“发展势头迅猛”的2005年，一度有2万至3万名传销人员聚集在麒麟区。经过今年春节前的大规模清理传销行动，现在大约还剩几千名传销人员盘踞在此不肯离开。

    曲靖市公安局副局长、麒麟区公安分局局长汤跃宏分析说，东部和中部地区非法传销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传销活动开始向西部转移。曲靖距离昆明只有100多公里，地处要道，交通发达，同时消费水平低，有大量低廉的出租屋。从2003年开始，传销人员大量涌入曲靖。

    传销人员唯一的工作就是给亲朋好友打电话，称自己在云南做生意、发展不错云云，叫对方过来帮忙。他们打着“西部大开发”的幌子，将自己的直系亲属、同乡、同学、战友等人骗到曲靖来。行话管这叫“邀约”。

    被邀约人来了之后，邀约人先是热情接待，安顿好住处，大吃一顿，然后便有专人轮番给被邀约人上课，大谈成功学、人际关系、人力资源开发。

    “西部大开发”政策被他们歪曲成了“连锁经营”活动的保护伞。麒麟区打击传销办公室收缴的传销宣传单上有这样的一句顺口溜：“2001年不平凡，西部开发总动员，五湖四海来相会，连锁销售大发展。”

    由于这种游说具有很大鼓动性和欺骗性，被邀约人的文化素质多数偏低，对违法与否的鉴别能力较差，再加上自己信任的亲朋好友“现身说法”诱其上当，不出三五天，被邀约人便会糊里糊涂地掏钱出来“申购产品”，从此身陷泥潭，欲罢不能。

    曲靖警方捣毁的传销体系都有严格完备的晋级制度和计酬方法。一般一份“产品”为3500元或3800元，“申购”1~2份份额为“实习业务员”，3~9份为“业务组长”，10~64份为“业务主任”，65~599份为“业务经理”，600份以上则是“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发展的“下线”及“下线”发展的其他“下线”人员的份额都可以累计到自己的名下，自己累计的份额又累计在自己的“上线”名下，通过发展“下线”按直接提成和间接提成的比例获利，发展的“下线”人员越多，提的比例越高，级别越高，获得的报酬也就越高。根据这种计酬方法，“高级业务员”每个月可坐收12万元。

    拉亲朋好友“下水”作自己晋升的基石

    3月21日，麒麟区公安分局举行“打击非法传销公捕大会”，宣布对前段时间抓获的24名参与传销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开逮捕的决定。公捕大会特意选在位于城郊接合部的保渡村举行，麒麟区公安分局有关人员介绍说，因为这是传销人员群居租住最为集中的区域。

    汤跃宏说，尽管现在社会舆论对大规模的公处公判大会有反感情绪，但是根据中央政法委、公安部“什么问题突出就打击什么”的有关精神，开展针对非法传销人员的公捕大会是当前严峻形势的需要。“要正告那些正在传销的人员，要弃恶从善，重新做人；对那些为传销分子提供场所或通风报信的人员，要坚决予以惩处，决不姑息迁就。”

    类似的公捕大会以前也举行过几次，不过，对传销分子的震慑作用有限。警方后来听说，传销体系中的骨干分子会对“下线”说，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所以政府要整顿行业秩序。放心，咱们这个体系是政府扶持的、规范的。

    汤跃宏说，传销人员大都群居租住在城郊接合部或是城中村的农民自建房屋内，实行家长制管理，统一作息，集体行动。由于不与当地群众发生联系，又按时交纳房租等费用，出租屋屋主对他们一般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为“打传”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

    一位租住在保渡村、从事建材生意的王小姐到公捕大会现场“看热闹”时，才恍然大悟，自己曾经与一家传销人员为邻：“他们每天都穿西装，但又好像每天待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干；很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衣服；对人很热情，见面就打招呼，但是不会和我们来往。”

    麒麟区潇湘派出所民警段伟方说，是传销人员还是从事正当工作的外地人，只要入户看他的起居生活就能辨认出来。通常传销人员外表光鲜整洁，但生活条件简陋，有时候会窘迫到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吃。

    “他们经常一大伙人住在一起，有的五六个人在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打地铺，就算有床也是随便搭起来的简易床，一床被子、一床褥子便可过冬。有的房间里没人住，堆放着好多铺盖行李，这是为下一批人员准备的。吃饭要么煮一大锅面条，要么就是窝窝头，白菜随便切几刀就煮。问他是做什么的，都回答‘搞连锁销售’或是‘搞直销’，但是又不见产品。枕头下面翻起来看看，都有笔记本，上面写着‘业务洽谈’、‘金字塔网络’，画了许多代号，或是抄些励志故事什么的。”

    段伟方说，传销人员的生活很有规律。通常早起以后要“上课”，大伙儿一起唱歌、讲故事，以此凝聚人心、增强团队精神，下午就三三五五地到公园、广场上去，一边玩儿健身器材，一边聊天、“串体系”、“洽谈业务”。“因为现在‘打传’力度大，在家待着会被逮到，在公园看到有人来了可以立刻散开。”

    警方收缴的大量传销人员笔记本上，记载着许多“上课笔记”和“个人心得”。根据笔记，每个参与人员都要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列出一个名单，逐个挑选出“适合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预先拟好“电话稿”，再给对方打电话“邀约”。打电话的语气、语速都有讲究，还得用“隔山打牛法”、“后院起火法”等技巧，“认真”的传销人员还会将每次对话过程完整记录下来，分析对方的“可开发性”。

    打“邀约”电话时，产品、公司、行业、投资、职务和回报等“敏感”问题都不得提及，“要尽量给对方造成神秘感，把这边说得好一些，让他有来的想法”。

    在传销体系中，参与人员不能看电视、读报，不能与当地人发生联系，“钱”是这个体系中最好的“催眠药”。正是抱着尽快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许多参与人员“入会”以后明知被骗，却又昧着良心转变成骗人者，将自己的亲戚、同乡、同学“拉下水”来挽回自己的损失，作为自己“晋升”的“基石”，“金字塔”的底部随着几何式演变越来越庞大。

    一名30岁女性传销人员在笔记本上这样记录自己的真实想法：“到云南之后第二天就开始了做生意。乍一听让我大失所望，简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再听再了解后，怎么又感觉像是‘天上掉馅饼’，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让我遇上呢？……便决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两大缺点：第一就是不能实话实说；第二就是生活单调无聊。”（2008年2月13日）

    “我现在觉得我把这个行业了解得大概八成，不想把亲戚朋友往里拽，所以我现在挺难的。……不管怎样，先把自己的本钱拿回来吧？可我怎么就狠不下心呢？看着别人都是一家子在这里做，我怎么就不能？”（2008年2月19日）

    “这个行业说白了，就没有公司。每次申购的钱都在上面老总那里，什么提成都按这些级别的规定走的……我也悟到了整个运作模式是如何运行的，但不能说，说了就没有人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按这个行业的规矩走，这钱也是一定能挣到手的。虽然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些，我仍然要继续做下去。”（2008年2月20日）

    这名梦想“挣50万元就不干了”的传销人员先把她的姐姐拉入“行业”，后来又于心不忍，把姐姐的“份额”转让给了别人。正在她“不想再昧着良心去骗别人”、“打算去上海打工”时，她所在的“体系”被捣毁，警察把她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老鼠”为什么越来越难打

    传销组织在民间被俗称为“老鼠会”，麒麟区工商局局长世勇笑称自己日常工作中，“打老鼠”占了很大一部分。他记得，早在1995年，曲靖就曾经盛行传销一种叫“摇摆机”的产品，经过取缔后，传销活动一度销声匿迹。但在2003年左右，传销人员卷土重来，形式更隐秘，蒙蔽性更强，“老鼠”越来越难打了。

    一是窝点分散化、家庭化。以前的传销组织常常十几个人住在一起，锁定窝点后一下子端掉，可现在经常是一个家庭集体参与传销，4到5人住在一起，化整为零，工作量加大，打击成效不明显。

    二是组成人员异地化。传销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法在本地开展，外地人到了曲靖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个个骗来。由于体系内都是“自己人”，抓到“下线”让其指证“上线”，往往互相包庇、什么都不肯说。

    三是产品虚拟化、概念化。过去工商部门查处的传销活动中，尽管大部分产品经过质量鉴定都是不合格的，但至少还有一个“道具”作为掩饰和依托。但近年来，传销活动中已经很少有实物流通了，而是赤裸裸地“拉人头”实行利润分成，并鼓励“高起点”，号召新人一加入就买10份以上份额，直接跳到主任级别。其非法敛财的本质暴露无遗，却使固定证据的难度增大。

    另外，过去的传销活动有“封顶”制度，名下累积到600份份额以上就要“出局”重来，但现在这一规定被取消，对参与人员的经济刺激更大，传销人员会不断拉新人加入，来抬高自身的级别。

    四是收支网络化，人财分离。位于“金字塔塔尖”的传销头目深藏幕后，遥控指挥，利用电子银行转账瞬间抽走巨额非法钱财。由于内部分工明确、体系庞大、网络复杂、上下单线联系，警方的查处工作困难重重。

    五是培训欺骗化、煽动化。新人到来以后，传销授课人员轮番上阵，大谈“素质”、“自信”、“成功”，借用成功学、厚黑学的原理对人进行精神控制。

    世勇说，在人身自由被控制、不能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传销组织对人的精神控制力不能小视。许多传销人员一心认定这是一条发大财的捷径，屡教不改。警察将其遣返回乡，可他们只坐一两个站便下车返回了曲靖。

    麒麟区工商局在几年前曾经请人进传销组织做“卧底”。这位部队转业干部费尽周折打入传销组织内部后第5天，就偷偷打电话给世勇说，你们快来吧，再不来我也快被“洗脑”了。

    六是组织机动化。不少传销人员已经练就了反侦查能力，与“打传”人员玩儿“时间差”。他们白天晒太阳、逛公园，晚上开展活动，给执法人员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传销诱发的刑事案件有增多趋势

    对一些传销头目来说，贾志刚是一个他们恨之入骨的名字。2006年，曾有一些传销高级业务员在网上公开声称要出50万元“买”这位麒麟区打击传销办公室主任的“人头”。贾志刚也经常在半夜接到一些恐吓电话。

    曲靖市公安局副局长汤跃宏说，传销给曲靖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不容小视。传销组织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传销引发的绑架、抢劫、敲诈勒索、伤害等刑事案件有增多趋势。一部分传销组织已逐步演变成黑社会势力团伙，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的隐患。

    一些传销“业务骨干”唯恐经济锁链断裂，对“下线”进行人身自由控制。一些从外省赶来的传销人员家属欲解救亲人而不能，只得向警方求助。

    在几起案例中，传销骨干分子一旦发现“下线”人员有想脱离组织的迹象，便以伤害家人性命为威胁或施以肢体侵害。几年来，麒麟公安分局接到传销人员被殴打的案件有10多起。

    麒麟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刘红路说：“打人者很多都是被打者的亲戚朋友，却在利益驱动下反目为仇。”

    由于参与传销的人员大都是农民、无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社会底层人员，许多人都是卖屋卖田、甚至贷款、借高利贷加入传销体系，一旦发现上当受骗，他们极容易情绪激动、聚众闹事，劫持“上线”，发生内讧殴斗、致人伤残，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带来威胁。

    2008年1月9日，山东籍传销人员刘某、迟某、王某等3人因无生活费，将传销人员李某强行绑架至一出租屋内，用胶带纸把李某的手脚捆住，逼问出银行卡密码后提取了两万余元。随后，他们又以杀害人质为威胁向其家人索要赎金并不断殴打李某致其死亡。

    2003年至今，麒麟区已有近百人因从事传销活动、触犯刑法而被逮捕判刑。今年春节前，麒麟区对非法传销活动展开了20多天的集中打击，全区捣毁传销窝点120个，摧毁传销网络17个，清查传销人员1499名，批捕传销骨干14名。

    “但是春节后传销势头又有所反弹。所以，打击传销仍需加大力度。”汤跃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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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层骨干人员可恨，下层参与人员可怜，教育不听、执迷不悟者可悲、可气。”对非法传销人员，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胡乔智这样总结。

    在“打传”过程中，麒麟公安分局采取切源头、打骨干、端窝点的原则，对大多数参与传销的人员以教育、劝返、遣返为主，对骨干分子搜集足证据后予以打击。近几年来，全区有30多个“经理”级别的传销分子被判刑。

    胡乔智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传销人员都不会如实交待问题，以庇护自己的亲朋好友、逃避打击。参与者又全是外地人，流动性大，部分“下线”人员被遣返，给取证带来很大难度。“虚拟化”传销盛行后更是没有实物证据，言辞证据难以固定。

    另外，目前我国法律上对传销没有法定罪名，只能以“非法经营罪”治罪。根据刑法规定，经营数额5万元以上、非法获利所得1万元以上就构成了犯罪要件。但在传销组织中，只要升至“主任”级别就构成这一罪名了，“打击面太宽，涉及人员太多”。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公安人员一般以起骨干作用、危害较大的经理和高级业务员为打击重点。

    “打传”工作的牵头者、工商部门也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麒麟区工商局局长世勇说，行政处罚手段对传销分子来说苍白无力。“工商局的监管对象是经济实体，但参与传销的一般是自然人。罚款吧，他们也是受害者，无钱无物，批评、教育以后遣返吧，过两天又回来了。”

    抓到传销人员后通常要带回工商局先进行调查，问题严重再移交给公安局。而最让工商局头疼的就是这一程序。工商局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带人回来后，不能铐，不能绑，不能限制其行动自由，传销人员翻墙、跳楼逃跑的事件发生了好几起。有一次，一名传销骨干人员趁人不备想逃跑，跳到两面墙的夹缝中被卡住了，工商局只能请来消防队员将其解救出来，并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

    作为基层工商执法人员，世勇呼吁，打击传销的执法手段和方法应该调整。今年1至3月，麒麟区的集中“打传”行动就是以区公安局牵头、工商部门配合，打击力度明显加强。

    在郑州读大专时，张国臣看过打击传销的宣传片。但是，直到他当上“业务经理”、名下份额达116余份以后，他还丝毫不知道他所谓的“连锁销售”就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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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3月，大专快毕业的张国臣在郑州找了一份物流管理的工作，每个月收入1500元左右。干了没两个月，哥哥张德根从云南曲靖打电话，称自己在云南“做中药材生意”，国家政策支持，赚钱很容易，叫他到云南来帮忙。

    出于对亲兄弟的信任，张国臣马上辞了工作来“支援西部建设”。4月28日,他到达曲靖。张德根和另一个老乡带着他下馆子吃了一顿饭，又坐出租车在曲靖市区转了两圈，看完街景后，车停在了一片有大量出租屋的城中村里。

    张国臣这才发现，许多自己熟识的老乡都到了曲靖。在出租屋里，张德根告诉他，自己并不是从事药材生意，而是碰上了一个西部开发的好项目，从事“连锁销售”，请他帮忙考察、选择一下。仔细了解这个项目的操作方法后，张国臣“脑子一热”，动了心。在北京卖菜的父母听说兄弟俩在云南做生意急需用钱，没有细问就掏出了积蓄。

    2007年4月30日，张国臣成为哥哥张德根的“下线”，一共买了7份“产品”，两万多元。

    一个多星期后，他们的堂弟张国龙也到了曲靖。由于10多年前父母就到北京打工，张国臣是在张国龙家长大的，二人情同亲兄弟。听堂兄们说云南有如此好的药材商机，原本在广州打工的张国龙在接到3次电话后便辞职西行。他投入了1．37万元申购了4份“产品”，成为张国臣的“下线”。

    之后，张国臣将其女朋友发展为“下线”，张国龙也把叔叔张铁帮拉入体系。直至今年1月12日警方捣毁这个家庭式传销窝点时，张国臣的涉案金额达38万余元，张国龙也升至“经理”级别，名下有90余份份额，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

    张国臣说，以前读书时听老师讲过传销是非法的，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行业”是传销。他投入的两万余元换回了一套西服和一套“精品”，包括一个公文包、一件衬衣、一条领带、一个打火机、一条皮带和一个钱包。尽管其“下线”大都没有得到产品，他也没有怀疑过“连锁销售”的合法性。

    由于“体系”中多是自己的同乡和熟人，对人身自由没有进行太多控制，这也使得张国臣深信自己在从事正当职业。他在5月份曾经回郑州去将女朋友接过来，在曲靖火车站遇到了警察盘查，他称自己是从事“连锁销售”的，便轻松过关。

    张国臣称自己真心相信这是一个国家扶持的、可以迅速致富的“新兴”产业。他说，自己并没有打算骗堂弟和女朋友，甚至，他将父母打工多年的积蓄都拿来借给他们申购产品，以获得更多份额尽早“晋升”。但是，有大专学历的他没有清楚想过这个“体系”究竟是怎么运转、自己赚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在曲靖安顿下来后，张国臣将父母接来住在一起。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张国臣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唯一的不足是哥哥张德根“晋升”后不知道去了哪里，除了“申购”和“打款”时偶尔通通电话，平时没有任何消息。

    每天早饭后，张国臣就去老乡那儿“串体系”，即“谈谈行业里的事”，下午是“上课”时间，不同的人轮流授课，读《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厚黑学》等书籍，互相交流心得，抄笔记。有时他自己也会站到讲台上给“下线”们讲讲“人际交流”。吃完晚饭，大家坐在一起唱唱歌。没有电视看，“上面的人”说看电视会浪费时间精力。

    “晋升”至“经理”后，张国臣不需要直接发展“下线”了。他有大把的时间与同乡们打扑克、聊天、闲逛。

    如今在看守所里等待判决的张国臣表示不埋怨哥哥张德根将自己带入歧途，“我哥哥也是被骗者。”他只恨自己不懂法，“太想赚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被人利用了。”

本文均来自：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